仿冒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要类型之一，制止仿冒其目的在于对未注册商业标识进行保护，由此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、商标法对商业标识的体系性保护。

2017年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）对仿冒行为采列举式规定。面对层出不穷的仿冒新形态、新模式，法院认定上述行为若不能适用仿冒条款时，只能拾级而上适用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条的一般条款。这一方面使“仿冒”行为不能被确认为仿冒，导致法律适用缺乏准确性，另一方面使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一般条款有被滥用之嫌。由此，对仿冒行为的法律适用欠缺弹性。

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2017年修订时，针对仿冒行为的复杂化趋势，突破传统封闭式列举的局限，创设第六条第四项兜底性条款，将“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”纳入规制范畴。2022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反不正当竞争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，既保持法律对新业态、新技术的前瞻包容，又通过“标识影响力”“混淆可能性”等要件构建动态平衡的裁判框架，为司法实践应对新型仿冒竞争争议预留了制度弹性，也提升了适法精度。

对于受理的仿冒行为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，首先考虑混淆客体是否为商品标识、主体标识、新型互联网经营标识，进而分别适用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六条前三项；

其次，若混淆标识非前述三种列示标识，则可能落入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六条第四项规制的新型标识范围内，并需结合《反不正当竞争法解释》对混淆标识的显著性和知名度进行判断；

最后，若混淆行为不满足兜底条款要件，但系损害“三叠法益”（经营者合法权益、消费者合法权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）的经营行为，亦有适用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条此一般条款的可能性。